2019年 第63期 總第491期往期專題

問題少年,何以為策?未成年殘忍之至需要保護嗎

最近發生了兩件和未成年人有關的刑事案件,造成一死一重傷的嚴重后果,引發廣泛的輿論關注。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社會的焦點問題,未成年人是未來社會的建設者,我們既需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給社會、家庭等帶來的傷害,同時也需要加大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從立法入手,從普法開始。

事件回顧

  最近發生了兩件和未成年人有關的刑事案件。
 
  一件發生在大連,一個即將年滿14歲的男孩,殘忍的殺害了同小區一個10歲的女孩,而且因為未滿14歲,將免于刑責,在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網民一邊倒的要求嚴懲這位“年幼”的肇事者。
 
  另一件事情,發生在四川仁壽一所中學,一個剛進入教室的老師,被一名初中的男生用磚頭從背后擊打頭部9次,現在仍躺在ICU病房未清醒,有可能成為植物人。

 
  這兩件事情引發輿論關注,主要有兩點,一個是造成的后果相當嚴重,一死,一重傷,另一個是案件的主體都是未成年人,兩個案件的主角都是初中生。在我們的印象中,初中生還是象牙塔里孜孜不倦學習的學子,在絕大多數人的眼里,他們還都只是“孩子”,但就是這兩個孩子,卻干出了驚動全國的“大事”。

  然而,在大連13歲男孩殺人案中,大連警方于10月24日發布通報稱,依據《刑法》規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滿14周歲,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公安機關依法經上級公安機關批準,于10月24日依法對蔡某某收容教養。
 
  警方負責人告訴記者,案發后,警方高度重視,進行了大量調查取證工作,確保認定的事實精準無誤,既不會多也不會漏。“包括我們在擬定通報前曾與法律專家反復溝通,既確保公眾的知情權,又注意未成年人案件的隱私性。”
 
  他稱,根據法律,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大連并無對收容教養措施的審批權限,須報省公安機關審批并于其指定的場所執行。報審期間,辦案人員做了大量的取證工作,認定蔡某某的父母沒有管教能力,蔡某某符合收容教養的條件。記者從一名知情人士處了解到,蔡某某被警方確認作案嫌疑后,曾一度被放回家,但這是因為警方收集的證據不足,衡量其收容教養必要性的工作還未完成。10月24日,經上級公安機關批準后,警方立即對蔡某某實施了收容教養,期限為三年。

法律依據

  一個生命,三年收容教養,很多人難以接受在兩者之間劃等號,網上有很多激憤之語。需要強調的是,只要法律未修改,刑事責任年齡未降低,那么,不滿14歲的未成年人就不會承擔刑事責任,哪怕罪行比這個男孩更為嚴重。這是法治的要求。
 
  因此,這里有必要普及一下很多公眾不甚了解但亟需普及的未成年人犯罪等相關法律知識。涉及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有哪些?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劃分是怎樣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段和犯罪主體又有哪些重合部分……
 
  1.涉及未成年人人身權、財產權的犯罪
 
  例如:拐賣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兒童罪、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組織兒童乞討罪、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等罪名。對待未成年人的性權利保護,我國刑法規定了強奸罪、猥褻兒童罪、引誘未成年人聚眾淫亂罪、引誘幼女賣淫罪。此外,結合未成年人保護的刑事政策,對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利益的行為,我國刑法予以嚴厲規制,切實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例如,《刑法》第236條第2款規定“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第234條之一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第2款規定,“摘取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的器官,或者脅迫、欺騙他人捐獻器官的,應當按照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等等。
 
  2.根據《刑法》17條規定,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有四個階段
 
  一是完全刑事責任年齡,即年滿16周歲的人,觸犯刑法分則任何一條罪名均需承擔刑事責任;
 
  二是相對刑事責任年齡,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年齡段的人,僅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放火、販賣毒品、爆炸、投毒等八種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三是減輕刑罰處罰力度年齡段,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四是絕對無刑事責任年齡,14周歲以下的人,無論所實施的行為具有什么樣的社會危害性,均不承擔刑事責任,其行為亦不可視為犯罪。
 
  3.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段和犯罪主體重合的部分
 
  從刑法規定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段和犯罪主體重合的部分可以分為三段:一是16周歲至18周歲年齡段,此年齡段的未成年人是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適格犯罪主體,僅僅是在刑事責任的承擔上可以從輕或減輕,且不適用死刑;二是14周歲至16周歲年齡段,此年齡段的未成年人是相對刑事責任能力的主體,只在法定范圍內承擔刑事責任,且能夠承繼上一年齡段減輕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三是14周歲以下年齡段,這個年齡段的主體不是犯罪主體,但可以為廣義的未成年人犯罪概念所涵蓋。

專家聚焦

一、法律規定14歲以下不負刑責該不該修改?
 
  在一些嚴重暴力犯罪案件中,涉事者因未達到法定年齡而免于承擔刑事責任。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無需承擔任何刑事責任。
 
  專家提供給記者的一份2018年的資料顯示,在統計的90個國家中,刑事責任年齡起點從6周歲至18周歲不等,其中,近四分之一的國家設定的起點是14周歲,是最多的;有二分之一的國家設定的起點在14周歲以上(包括14周歲),是最為常見的。
 
  有輿論認為,有的人明知自己不用承擔刑事責任,表現得非常猖狂;有的人犯罪手段極端殘忍,犯罪之后毫無悔意,法律如果不對這樣的未成年人作出處罰規定很不公平。也有人認為,應當適應現代社會發展下未成年人發育程度提前的現實,適當降低刑法的刑事責任年齡。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副院長宋英輝說,14歲以下青少年不負刑事責任,主要是考慮到這個年齡的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判斷是非能力欠缺。對未成年人過多適用刑罰,會導致正常的學習中斷,監禁環境對低齡未成年人影響更大,更容易造成反社會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如何處罰未成年人犯罪,實際上是一個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程雷說,相比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背后有著更多的社會原因,刑罰懲戒的是犯罪個體,在未成年人犯罪這個問題上,將刑罰完全施加于未成年人本人未免有些苛責。
 
  “從長遠來看,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并不是最好的辦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苑寧寧說,低齡未成年人惡性案件屬于極端個案,因此而修改針對大多數人的一般性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值得商榷。
 
  陜西省律師協會常務理事王浩公表示,當務之急不是調整刑事責任年齡,而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只有將學校教育、家庭監護、政府矯正、司法懲戒等各方面統一起來,才能切實解決刑事犯罪低齡化問題。
 
二、不負刑事責任不等于放任不管
 
  在當前媒體對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的報道中,一些案例格外刺痛公眾神經:有的孩子因未到刑事責任年齡免于承擔刑責,多年后居然再度犯案,且手法更加殘暴……
 
  “不負刑事責任,不能等于沒有任何后果,更不等于放任不管。”苑寧寧表示,目前法律規定的諸如責令父母管教、訓誡、送入工讀學校、收容教養、矯治等措施缺乏具體的操作性規定,在實踐中的效果不盡人意,才形成了如今的尷尬局面。
 
  我國刑法規定,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現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也有相關規定。
 
  “未成年人犯罪,說明其家庭已經存在嚴重問題,孩子身心發展已出現嚴重偏差,這種情況下再交回父母管教,效果如何保障?誰來負責監督?都需要法律作出進一步明確。”苑寧寧說。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法治國家對于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處理有兩套司法體系:一是面對違法和輕微犯罪行為的少年司法,強調矯正、教育、回歸,但不排斥懲戒;二是針對未成年人較嚴重犯罪的刑事司法,比較重視抑制、打擊、懲罰。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刪除了關于收容教養的規定,這一改動引起了不少常委會組成人員的關注。不少人認為,在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的處置程序上,法律不能缺位。收容教養制度不但應該保留,更要進一步完善規范,更好發揮作用。
 
  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女童保護發起人孫雪梅建議,應進一步完善收容教養制度,明確執行標準、執行場所、執行條件、懲戒措施、實施人等,形成完備的制度體系,讓公眾感受到法律帶來的安全感。
 
  暨南大學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張鴻巍說,未成年人司法秉承的“兒童利益最佳”原則,實際上是全面的、動態的。換言之,應當將未成年犯罪人、被害人、民眾等對司法公正之認知和踐行,納入整體框架并進行全局性考量,而非僅僅考慮未成年犯罪人本人權益。否則,被害人及民眾有可能很難感知到司法正義與公正,以及認同對未成年犯罪人做出的特殊化處分結果。
 
三、學校、家庭要對有不良行為的孩子提前干預有效監管
 
  專家表示,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存在監管缺失、教養不當、關愛缺乏、保護不力等共性問題。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一份教育藍皮書顯示,“家庭教育不當”“不良交友”“法制觀念淡薄”“學校教育的缺陷”等是誘發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其中家庭因素所占比例最高。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16年至2017年間,全國法院審結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來自流動家庭的未成年人最多,其次是離異、留守、單親和再婚家庭。
 
  孫雪梅說,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階段,很多社會問題折射到兒童教育上。從類似案件中,可以看出涉案未成年人是缺乏教育的。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專家孫云曉說,很多父母存在親職教育缺失的問題。孩子沒有成年人的陪伴和教育,很容易成為問題兒童。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很多案例透露,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之前,已經暴露很多不良或違法行為,但并未得到及時有效的干預。家庭應該承擔相應的監管和教育責任,如果家庭這道“防線”是牢固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類案件的發生。
 
  儲朝暉表示,目前,一些家庭和學校對學生的教育重成績、輕規范,很多未成年人并未及時培養基本規范、道德判斷能力及法治意識。“從教育角度來說,一定要培養健全的人,而不是培養一個只考高分的人。”
 
  “教育不僅僅是傳授知識,還要培養健康人格。”孫云曉建議,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現象是有規律可循的,在日常教育中家庭、學校和社會應該協同合作,把可能發生的影響孩子一生的問題扼殺在萌芽中。
 
  對于因監護人履職不當、管教不嚴而導致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多名專家建議在法律中規定追究監護失職責任。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尹富強律師認為,法律要對有監管職責的家長具有制約力,對于因教育失職而導致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家長應承擔足以影響其重大利益的后果。
 
四、必要懲戒是未成年人司法必不可少的
 
  目前,《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作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組成部分,不是旨在解決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法律,而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未來建構相對獨立未成年人司法體系的框架性法律。
 
  需要說明的是,少年司法中的“懲戒”,與傳統刑事司法中的懲戒,性質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樣的。少年司法中的懲戒是輔助性的、最低限度的、非刑事化的,通過公安、檢察、法院、矯正等司法化不同階段的處分,行使和發揮著類似父母對子女的懲戒,帶有濃郁國家親權色彩;而刑事司法中的懲戒,則是國家刑罰權的具體體現,是刑事處分的外化。
 
  簡言之,未來,未成年人司法實際上對實施以下行為的問題少年進行司法化處分:1. 屢次、多次從事與其青春期客觀上有關聯的行為,如曠課、離家出走、打架斗毆等(這是國際及域外慣例);2. 輕微犯罪行為;3.較嚴重犯罪行為,但尚未達刑事責任年齡。
 
  未成年人司法其實主要處理前兩類問題少年行為。目前,公眾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第三類未成年人人群,但實際上,這類人群數量不多(盡管犯罪行為較為嚴重,社會反應強烈)。
 
  此次,輿論之所以對兩法修訂有很高期待,部分原因可能是對兩法在必要懲戒方面涉及不多而致。鑒于此,對于未達刑事責任年齡這部分問題少年處理上的“司法短板”,兩法修訂或許可以適時地補上。

延伸閱讀——典型案例

一、最高檢發布10起檢察機關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事)例
 
1.堅決依法核準追訴 嚴懲嚴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
2. 掛牌督辦重大拐賣兒童犯罪 護航被拐賣兒童順利回家
3. 依法提出抗訴 準確認定網絡猥褻兒童犯罪
4. 依法懲治利用兒童犯罪 督促異地職能部門落實監護職責
5. 結合辦案強化監督 及時消除影響未成年人成長隱患
6. 依托“網格化管理”平臺 促進未成年人檢察監督落到實處
7. 依法打擊遺棄留守兒童犯罪 督促切實履行監護職責
8. 橫向聯動 跨省開展未成年被害人司法救助
9. 建立強制報告制度 及時嚴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10. 構建春蕾安全員機制 為困境兒童撐起司法保護之傘【詳細】

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6起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1.被告人余鎮、高敏拐賣兒童、被告人黃思美收買被拐賣的兒童案
2.被告人盧小旭拐騙兒童案
3.被告人王璐、孫艷華虐待被看護人案
4.被告人王思琦虐待案
5.被告人潘德峰強制猥褻案
6.被告人李軼強奸案【詳細】

責任編輯
郇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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