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專題
2019年 第56期 總第484期

編者按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經過70年的不懈努力和奮斗,我國法治建設取得輝煌成就。全面依法治國被確立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一環,奠定了全面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全局中的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法治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必經之路,成為社會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立法質量不斷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斷提高;全社會法治意識和法律素養日益提高;法治在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發展中的作用成效顯著。

責任編輯:吳曉婧
習近平主席講話
習近平:繼續沿著黨和人民開辟的正確道路前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下午就“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舉行第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不斷探索實踐,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為新時代推進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經驗。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繼續沿著黨和人民開辟的正確道路前進,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于志剛同志就這個問題進行了講解,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再過幾天,我們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安排這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目的是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領導人民推進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的歷程,總結成就和經驗,深入思考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問題。

  習近平強調,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提出了關于未來國家制度的主張,并領導人民為之進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進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確立并鞏固了我們國家的國體、政體、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不斷健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日趨成熟定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發揮了重大作用。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是人類制度文明史上的偉大創造。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實踐證明,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古老的東方大國建立起保證億萬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為具有顯著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國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也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為人類探索建設更好社會制度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積淀的深厚歷史文化傳統,吸收借鑒了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經過了長期實踐檢驗。一是堅持黨的領導的優勢。70年來,正是因為始終在黨的領導下,集中力量辦大事,國家統一有效組織各項事業、開展各項工作,才能成功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克服無數艱難險阻,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穩步前進。二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優勢。我國國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夠有效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力。三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優勢。堅持依法治國,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為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發揮了重要作用。四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優勢。在黨的領導下,各國家機關是一個統一整體,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協作,既充分發揚民主,又有效進行集中。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體系,這是我們堅定“四個自信”的一個基本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堅持好、實施好,也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們要在堅持好、鞏固好已經建立起來并經過實踐檢驗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繼續加強制度創新,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制度。要及時總結實踐中的好經驗好做法,成熟的經驗和做法可以上升為制度、轉化為法律。

  習近平強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要強化制度執行力,加強制度執行的監督,切實把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領導干部要增強制度意識,善于在制度的軌道上推進各項事業。廣大黨員、干部要做制度執行的表率,引領全社會增強制度意識,自覺維護制度權威。

  習近平指出,要加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論研究,總結70年來我國制度建設的成功經驗,構筑中國制度建設理論的學術體系、理論體系、話語體系,為堅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論支撐。要加強制度宣傳教育,特別是要加強對青少年的制度教育,講好中國制度故事,引導人們充分認識我們已經走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們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就一定能夠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詳細

70周年法治輝煌歷程·立法篇
70年法治輝煌歷程·憲法篇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后,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應運而生。在《共同綱領》的指導下,中央人民政府和新中國各個國家機構也相繼誕生。

  1953年12月,毛澤東親率憲法起草小組成員在西湖邊用77個日夜編寫憲法草案初稿。在歷時近3個月的制定過程中,1.5億人次參與了全民討論,極大地體現了民主精神,“人民性”深深地鐫刻其中。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正式問世,奠定了新中國的各項基本制度,也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法制度。

  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正式通過并頒布 “八二憲法”。它規范和保障了改革開放取得的所有成就,體現了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八二憲法”后經歷了五次修憲,而每一次修憲都可堪稱為一部史詩。

  1988年修憲,為“私營經濟”正名。

  1993年修憲,“市場經濟”入憲,不僅實現了經濟體制的改革,也標志著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

  1999年修憲,修正案中增加“依法治國”四個字,讓“法治”成為了國家意志,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堅強保障。

  2004年修憲,隨著“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載入憲法修正案,“人權”理念越來越多地融入立法當中,從法律法規到司法解釋、部門規章等所有規范性法律文件中,全面建構起人權保護制度。

  2018年修憲,為“全面實施憲法”吶喊。

  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合憲性審查是憲法監督的重要方式,對維護國家法治統一、規范和約束公權力、保障公民權利均具有重要意義。【詳細

70年法治輝煌歷程·民法篇

  伴隨著祖國成立70周年,民法立法也走過了70年的歷程。回望中國民事立法的發展歷程,70年的民法發展歷史就是一部濃縮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變遷史。

  新中國成立后于1950年頒布婚姻法,使婚姻家庭關系脫離民法調整范圍。1964年7月完成了民法草案試擬稿。全法分為三編:總則、財產的所有、財產的流轉共計二百六十二條。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確定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目標。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我國民事立法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1986年4月12日民法通則正式通過,這是我國第一部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律,也是我國民法立法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標志著我國民法向完備系統化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民法通則之后,我國陸續制定了一系列規范市場活動的民事基本法。其中尤具標志性的是1999年的合同法,該法將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統一,結束了我國合同立法“三足鼎立”所形成的相互重復、不協調、凌亂的局面,實現了合同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總則的統一化和體系化,這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1999年以來,合同法頒布后,我國又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事法律。2007年頒行的物權法是我國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該法的制定歷時13年,經過8次審議,創下了法律草案審議之最。

  2009年侵權責任法頒布,其制定和頒布實施肩負著“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使命,充分體現了民法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特別是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這是黨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編纂民法典,自此之后,立法機關正式重啟了民法典編纂工作。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民法總則,實質性地推進了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進程。

  如今,中國民法正迎著新的使命不斷推陳出新,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重要法律的頒行是在制定我國民法典的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標志著我國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已經齊備。【詳細

70年法治輝煌歷程·刑法篇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頒布40周年。從一部出臺時不過192個條文的刑法典,到如今增加到452條;從取消“流氓罪”“投機倒把罪”等俗稱的“口袋罪”,到廢除偽造貨幣罪、集資詐騙罪、組織賣淫罪等22個罪名的死刑。《刑法》為應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變化,經過10次不斷修正,已經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備、符合中國社會治理需要的刑法制度。

  1950年,新中國刑法典起草準備工作開始。1954年9月,隨著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實施,刑法專家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初稿〕》。但先后修改達30多稿的《刑法》并未在當時頒布,直到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間,中國沒有一部通行的刑法典。其間,我國又制定了若干單行的刑事法規,如《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等。

  在1979年刑法施行期間,立法機關先后通過了20多個單行刑法以及眾多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屬刑法規范。

  我國現行刑法為1997年刑法,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完備、最系統、最具有時代氣息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部刑法典。主要確立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刑法平等適用三大基本原則。1997年刑法施行后,立法機關1998年頒布1個單行刑法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截至2019年7月,已對1997年刑法先后通過了10個“刑法修正案”。

  10次修正所涉罪名廣泛,一是以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為主體,刑法分則第三章8節除侵犯知識產權罪未見修改外,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詐騙罪、危害稅收征管罪、擾亂市場秩序罪均有大量條文被修改,有的甚至反復修改。二是兼及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如《刑法修正案(八) 》增設危險駕駛罪及之后《刑法修正案(九) 》的再次擴容。三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和貪污賄賂罪兩類罪的修正上也呈現出增長趨勢。如《刑法修正案(七) 》增設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

  2010年以來實行的指導性案例制度也對刑法適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死刑適用規則上也進行了革新,使過去“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的不合理局面得到很大改觀。【詳細

70年法治輝煌歷程·行政法篇
  我國的行政法制建設,首先從行政訴訟制度的建立開始,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頒行是我國推進依法行政的第一塊里程碑。中國的行政訴訟法具有中國的創新與特點。第一個特點是我國行政訴訟的審理體制,采用普通法院內單設行政庭,專門審理行政案件。這在當時是其他世界各國沒有的。第二個特點,是關于舉證責任的規定方面較為特殊。一般的舉證責任是誰主張誰舉證,而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則在政府一方。
 
  在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中提到,政府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給公民造成損失的,要賠償;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要撤銷……于是,國家賠償法、行政復議法等對于公民權利救濟的立法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我國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將行政賠償與司法賠償融為一爐,也堪稱為具有我國特色的法律之一。
 
  從1989年制訂的行政訴訟法,到1994年制訂的國家賠償法,再到1999年制訂的行政復議法,中國的行政救濟立法體系基本完成。從制度上建立的糾錯和救濟機制,適應了行政管理方式轉型的需要。自此之后,老百姓有了尋求救濟的“法寶”,政府依法行政、依法辦事,也有了監督和制約的法律保障。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急速發展,現實要求公民、法人自覺遵守市場和社會秩序,同時也需要政府加強管理,并保證自身行為的規范。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同樣是行政法的重要使命。于是,被稱為“行政三法”的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相繼出臺,成為規范行政權行使的重要法律。
 
  行政處罰法的精髓就是依法限制和規范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避免行政機關隨意處罰、處罰混亂以及一個違法行為引起數個行政機關的多頭執法、執法擾民等亂象。如今我們形成了綜合行政執法制度,城市執法有了很大改善。
 
  行政許可法最值得我們引以為傲的是在中央層面明確了部委規章不得設定許可,以防止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同時,許可程序大為簡化,大大方便了許可申請者。
 
  行政強制法的特色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為例外,公正與效率并重。
 
  2000年我國制定了立法法,全面規范了我國立法的體制、原則、基本制度以及違憲、違法的審查制度等等,使立法進一步走上了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道路。至今,我國還制訂了大量的規范政府行政行為的法律、法規和規章。【詳細
70年法治輝煌歷程·訴訟法篇

  民事訴訟制度

  70年來,民事訴訟制度與新中國一起成長、成熟,始終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事業保駕護航。

  1949—1956年民事訴訟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呈現大發展階段。1949年2月,黨中央發布了《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明確宣布廢除國民黨的一切法律制度。

  1950年到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相繼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程序通則(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暫行組織條例》,這兩部法律文件不僅對管轄、回避、起訴、代理、調解、上訴、執行、再審等具體訴訟問題做出了規定,還確立了三級兩審終審、人民陪審、公開審判等基本訴訟制度。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關于各級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審判程序總結》,1957年,在該《總結》的基礎上又制定了更為全面的《民事案件審判程序》。

  1977—1991年改革開放背景下我國第一部民事訴訟法典正式頒布實施

  1979年8月到1982年3月,我國第一部民事訴訟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正式頒布。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共5編205條,體系結構上分為總則、具體程序兩個部分。

  1991—2006年民事訴訟的現代化改革進程拉開帷幕

  1991年4月9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新的民事訴訟法正式頒布施行。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民事訴訟中最重要的證據問題作出了詳實的規定,改變了之前民事訴訟中由法院全面調查取證的歷史,將收集取證的主體權利重新返還當事人,也對證明責任和證據交換時限等作出了立法上的統一。

  2007—2012年民事訴訟制度修訂發展的進程繼續加快

  2007年,民事訴訟法第一次修訂。這次修訂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明確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13項事由;二是新增了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長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間;三是完善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四是新增了立即執行、財產報告、執行異議制度;五是加大了執行聯動機制,如限制出境、征信系統記錄等輔助措施。

  2012年,民事訴訟法第二次修訂。這次修法亮點:一方面,對于司法實踐中多發的污染環境、侵害多數消費者合法權益、案外人權益受損、訴訟標的額小且雙方當事人爭議不大的案件,新增了公益訴訟、第三人撤銷之訴制度、小額訴訟制度來約束和規范;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微博、微信等新媒體軟件普遍使用,電子數據作為一種新的證據類型被固定在民事訴訟法中,彰顯了法律與科技的與時俱進;最后,為了做好訴訟與非訴程序的區分與銜接,對于不存在糾紛和爭議的確認調解協議效力、實現擔保物權等特別程序作了規定。

  2013—2019年民事訴訟制度不斷走向成熟完善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頒布實施,該部司法解釋共計500余條。對民事訴訟中的各個問題、制度均作了具體可行的細化規定,尤其是2012年民事訴訟法中幾個新增的法律程序,提高了法律規則的適用性。

  2017年,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適格主體地位又被明確寫入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詳細

  刑事訴訟制度

  70年的法治征程,從“疑罪從有”到“疑罪從無”是刑法價值的必然選擇,從“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反映了我國刑事司法制度越來越重視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到“刑事辯護”制度的確立,體現了當代中國司法改革重視社會正義,尊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根本價值取向,標志著我國法制建設在公民權利保障方面的重大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政府宣布廢除國民黨制定的所有法律與司法制度,建立能夠保證無產階級利益的法律與司法制度。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很不健全,在刑事制度方面,主要以政策為主。

  1954年的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實施,標志著我國司法制度的初步建立。自此,法院、檢察院與公安機關登上歷史舞臺。1957年到1976年的各種制度都被“文化大革命”破壞,“砸爛公檢法”是那一時期的政治口號,刑事司法制度更是連同當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基本原則被踐踏。中國刑事司法的命運與時事共進退。

  1979年不僅是刑事司法的轉機之年,更是中國無法可依混亂狀態的結束之年。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相繼頒布,對于維護社會穩定與保障經濟發展,保障人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79年刑事訴訟法是以1963年的刑事訴訟法草案為基礎。在總結與反思建國以來刑事訴訟的經驗教訓之后而制定的,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規定了疑罪從無的原則,體現了無罪推定的精神;二是明確了刑事辯護制度,增加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和保障;三是廢除了收容審查制度,制定了規范的詢問、羈押時限,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禁;四是確立了審判公開原則。

  1983年“嚴打”開始,刑事司法制度的首要功能還是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和穩定。

  1996年與1997年全國人大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和刑法,標志著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發展的新階段。中國的公民權利保障拉開了歷史的序幕。在1996年,我國對1979年刑事訴訟法進行了第一次改革,這次改革,在尋求中國刑事司法制度向現代化發展方面,采取了謹慎的改革步驟。

  2012年中國刑事訴訟法改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革。這次修法一方面進一步充實了既有程序規則,并大幅增設新的程序制度,;另一方面,通過改進立法技術,力求增強程序規則表述的明確性、完整性與具體適用的可操作性。這些修改增加了程序制度的供給,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程序規則可操作性的品質,還壓縮了權力機關自由裁量的空間,從而為引導刑事訴訟活動的有序展開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時這次修法在強調法定程序必須遵守的基礎上,明確規定程序違法要承擔不利后果。

  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出臺了《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貫徹罪刑法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庭審中心等原則,明確了審判程序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大力推進庭審實質化,完善對偵查、起訴活動的監督制約機制,從源頭上防范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等違法行為,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改革白皮書披露,2013年以來,人民法院通過審判監督程序糾正的重大刑事冤假錯案已達到46起,涉及94人。用個案推動了以良法善治為核心的法治進程及經濟行政管理領域的改革,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詳細

  行政訴訟制度

  1987年,行政立法研究組開始起草行政訴訟法草案。

  1989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并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行政訴訟法的通過和實施,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民”可以告“官”,“官”的行為要接受司法審查,并通過司法途徑向“民”承擔法律責任的階段。

  1993年出臺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對于提高行政效能而言有著重要意義。這部法規在2005年升格為公務員法,公務員法基本繼承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立法框架和內容。

  1994年出臺國家賠償法,解決了“公務員害怕出錯而不敢工作”和“公務員賠不起導致公民無法獲得賠償”的顧慮。這一法律制度的實際運作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人民控制和制約國家公權的法治重大進步。

  1996年出臺的行政處罰法,這部法律對我國的行政管理秩序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處罰法的立法模式確定后,行政許可法和行政強制法相繼出臺,從而形成了我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三部曲”。

  2007年出臺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這部條例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方式和程序均有明確、具體的規定,這些規定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權,為公民知政、議政和對政府決策的參與以及對公權力行使進行監督提供了保障。【詳細

70年法治輝煌歷程·外商投資與營商環境篇

  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新中國成立70年之際,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高票通過了外商投資法,確立了新時期中國外商投資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對外商投資的準入、促進、保護、管理等作出了統一規定。這是中國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的重要舉措,外商投資法的高票通過以實際行動向世人表明我們黨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充分展現了新時代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

  隨著我們加入世貿組織,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在從人財物、產供銷,從企業組織形式到投資領域,按照“法律上平等、政策上一致”的原則,向著內外資一致的方向推進。制定外商投資法不是對原來外資三法的小修小補,也不是對原來外資三法的簡單合并,而是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按照全新的體制和對外開放全新格局的要求,通過立法形成一個全新的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詳細

  中國對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視在持續加強,《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的立法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司法部等研究起草了《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征求意見稿)》,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目前征求意見已經結束。

  《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的制定出臺對于加強優化營商環境的法治保障將起到重要作用。按照相關部門公布的消息,這一立法旨在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的決策部署,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加快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詳細

70年法治輝煌歷程·互聯網立法篇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各行各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我國互聯網前行的每一步,都離不開法治的護航。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互聯網治理歷程中,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始終。截至目前,我國已出臺關于互聯網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等共計三百多部,形成了覆蓋網絡接入、網絡安全、電子商務、個人信息保護以及網絡知識產權等領域的互聯網法律體系。

  1996年1月13日,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成立。國務院第195號令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這是在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后,國家首次從法律層面出臺規范文件,為互聯網產業良性發展打下了基礎。

  1997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成立,《中國互聯網絡域名注冊暫行管理辦法》和《中國互聯網絡域名注冊實施細則》發布,標志著我國開始從機構、法規兩方面同時加強網絡域名管理。

  2000年9月25日,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這是中國第一部管理電信業的綜合性法規,標志著中國電信業的發展步入法制化軌道。同日,國務院公布施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

  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淫穢色情信息泛濫、個人隱私泄露等問題不斷出現。在這一背景下,涉及互聯網的法律規范文件相繼出臺:《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文化部關于加強網絡文化市場管理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信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4年8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這是我國專門關于互聯網的第一部法律。

  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決定要求保護個人電子信息、防范垃圾電子信息、確立網絡身份管理制度,并賦予了有關主管部門必要的監管權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互聯網發展被納入全面深化改革布局,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改革的要求被明確提出。

  2014年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擔任組長,在第一次小組會議上,習近平提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建設網絡強國的戰略部署要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同步推進”等重要論斷。

  2016年11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這部法律明確了網絡安全監管部門職權及配合,明確了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網絡運營者的安全義務,建立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制度,確立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重要數據跨境傳輸的規則,規定重大突發事件可采取“網絡通信限制”的臨時措施。在規定“網絡實名制”的同時,完善了個人信息保護規則,增加了懲治網絡詐騙等新型網絡違法犯罪活動的規定,保障了用戶知情權、數據控制權和自我決定權。這部法律是我國互聯網法治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于2018年8月3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調整電子商務活動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包括電子商務經營者、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商務活動從此有法可依,明晰了電子商務與互聯網內容服務的界限。【詳細

70周年法治輝煌歷程·司法篇
司法公開見證法治進步

  經中央批準,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了《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關于推進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人民法院通過互聯網公開審判流程信息的規定》《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關于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的意見》等改革文件,并在全國范圍內確定了100家司法公開法院,制定了《司法公開示范法院標準》,建設了“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庭審公開網”“執行信息公開網”等四大公開平臺,審判流程信息、裁判文書、庭審活動、執行信息等全面公開,具體包括審判流程信息公開、執行信息公開、庭審公開、聽證公開、文書公開、審務公開和開放媒體等,司法公開的廣度和深度全面拓展,司法公開形式進一步健全,暢通了當事人和律師獲取司法信息渠道,構建更加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制度體系。通過改革,司法公開的觀念深入人心,司法公開的內容不斷豐富,司法公開的方式不斷創新,司法公開保障機制不斷完善,司法公開效果不斷優化。【詳細】

法官檢察官員額制改革

  2017年7月,“兩高”遴選出首批員額法官檢察官,標志著員額制改革全面完成。全國共產生入額法官12萬多名、入額檢察官9萬多名。這也意味著,員額制改革這一被公認為司法體制改革“最難啃的硬骨頭”,已被總體“啃下”。

  從落實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制確保放權不放任,到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讓法官檢察官“不為五斗米折腰”;從建立完善防范和糾正冤假錯案機制,到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的推出……隨著129項任務的逐步完成,“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符合司法規律的體制機制逐漸形成,司法質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續提升。

  權威專家評價說:“經過本輪司改,一種新的司法管理體制、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正在逐步形成,一種適應中國國情、符合司法規律的新型司法體制正在顯現,實踐證明,改革的方向是對的,舉措也是符合司法實際的,對此應予充分肯定。”【詳細】
 

法院系統內設機構改革

  從1993全國首個知識產權審判庭在北京設立到2014年全國首家知識產權法院在北京掛牌,從組建鐵路運輸法院檢察院到設立跨行政區劃法院檢察院,從1958年批準設立最高法院西藏分院到2017年杭州互聯網法院的誕生,中國司法在改革進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8年6月,在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深圳、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西安,兩個“新型法庭”最高法第一、第二國際商事法庭掛牌,專司跨境商事糾紛案件。2019年5月29日,國際商事法庭“第一槌”在西安敲響。【詳細】

最高檢內設機構改革

  在最高檢啟動的一系列改革中,內設機構改革可謂大手筆。最高檢對內設機構作了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改革,重新組建第一至第十檢察廳;實行“捕訴一體”辦案機制,由同一刑事辦案機構專門負責辦理一類或幾類刑事案件,由同一檢察官辦案組或檢察官全過程負責同一刑事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抗訴,偵查監督、審判監督以及相關案件的補充偵查工作。【詳細】

未成年人司法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較長一段時間,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都處于空白期,沒有相應的機構,更無特殊的工作機制可言,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
 
  1985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少年教育、預防青少年犯罪的通知》。同年11月,在北京通過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提出“應建立適時少年司法的機構,以滿足少年犯的不同需要,保護他們的基本權利”。
 
  1986年,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科內設立全國第一個“少年刑事案件起訴組”,標志著我國未檢工作從普通刑事檢察工作中分離,朝著專業化方向發展的開端。
 
  全國第一部保護青少年的地方法規《上海市青少年保護條例》于1987年6月出臺,上海20個區縣檢察院均相繼在起訴科設立少年起訴組,承擔起未成年人刑案的審查起訴、出庭公訴和預防犯罪等工作。與此同時,重慶、福建、北京等地的一些檢察院也先后在起訴、批捕部門設立了未檢專門辦案組。
 
  1991年6月,“兩高兩部”聯合下發《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體系的通知》,要求“人民檢察院應根據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特點和要求,逐步建立專門機構”。
 
  2002年最高檢《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對各地探索的一些涉未犯罪特殊檢察工作機制進行了總結、固定和規范。
 
  2009年在上海市檢察院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處,為我國首個省級未成年人刑事檢察部門;隨后上海市檢察院第一、二分院相繼成立未檢處,標志著全國首個三級未檢機構建設完備。
 
  2012年修訂出臺的刑事訴訟法,增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確立了“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等原則,明確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應當以“未成年人權益最大化”為出發點。
 
  2015年5月,最高檢出臺《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八項措施》,要求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對象范圍全覆蓋。各地更加注重雙向保護理念,既保護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也注重保護和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向國務院組成部門教育部發送檢察建議,主題是校園安全,編號為一號,這也是最高檢發出的首份關于社會治理的檢察建議,故稱“一號檢察建議”。
 
  2019年2月,最高檢發布《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提出,探索建立罪錯未成年人的臨界預防、家庭教育、分級處遇和保護處分制度,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努力體現對罪錯未成年人“嚴管又厚愛、寬容不縱容”的工作思路,推動健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懲防機制,掀開新時代未檢工作新篇章。【詳細
70周年法治輝煌歷程·執法篇
行政執法概念逐步確立

  70年前,一個嶄新的中國出現在世界的東方。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物質生活極其匱乏,遑論體系化的法律制度。但是,所有困難阻止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重建一切的決心。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立了新的國家政權與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成果,總結和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法治建設的經驗。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規定了我國的國體、政體、國家機構、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確立了新中國立法、司法制度,標志著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探索與實踐的重大突破。

 

  彼時,距離中國行政執法登場尚有一段距離。當時的管理主要依照政策,執法在當時并不突出,且與司法沒有清晰界限,主要著眼于法律適用的角度,執法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制度和體系,執法理念也比較弱,最多算是“執法的雛形”。

 

  行政執法制度的建立始于改革開放。正是在改革開放后的40年里,我國的行政執法工作有了根本變化和顯著進展,取得重大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國作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對行政執法與監督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和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專門審議了許多有關加強和改進行政執法與監督工作的文件,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各級行政執法機關不懈努力,行政執法人員恪盡職守,各種執法監督制度充分發揮作用,在確保法律法規有效實施,保障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維護經濟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提高政府依法治理水平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詳細】

 

 

執法檢查開啟規范序幕

  “執法”,于1978年正式出現在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中,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可以說,依法行政、嚴格執法是適應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的客觀需要,也是規范政府權力、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內在要求。

  如何規范行政執法,加強執法監督,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執法大檢查成為地方探索的首個重要嘗試,也由此開啟了規范和監督行政執法工作的序幕。

  1996年行政處罰法頒布,確定了行政執法行為共性的基本原則;2003年行政許可法頒布,依法確定了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明確了行政審批管理的法律框架;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頒布,極大促進了行政執法的公開透明;2012年行政強制法頒布,對于防止行政權力濫用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法一條例”的頒布和實施,從根本上解決行政執法權力無限制、設定無規范、執行無程序、責任無追究的歷史,基本上扭轉了過去亂處罰、亂集資、亂攤派的“三亂”問題。【詳細】

改革措施頻出陽光執法成常態

  從1987年4月第一次全國政府法制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政府法制的概念,到1993年3月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從1999年發布《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到2004年發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第一次提出法治政府建設目標;從2005年發布《關于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到2008年發布《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從2010年發布《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到2015年發布《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無一例外都在加強行政執法工作方面用大量篇幅提出明確而具體的意見和措施。

  2005年全面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之后,行政執法水平更是顯著提升,違法執法問題大為改觀。

  2015年以來,地方各級執法機關全面推行權責清單制度,堅持法無授權者不能為的原則,全面梳理以行政執法為主的行政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及時編制公布行使權力的流程和辦事指南,接受群眾監督。

  2017年國務院組織開展行政執法公示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試點,試點取得了預期效果,形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機制,為全面推行三項制度奠定了實踐基礎。

  國務院辦公廳2018年12月5日印發了《關于全面推行行政執法公示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重大行政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的指導意見》,從行政執法的源頭、過程和結果三個關鍵環節進行嚴格規范,將對行政執法起到整體性、突破性和帶動性作用。

  行政執法依托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實現了電子系統執法辦案,建立了執法人員管理系統,搭建了行政執法和監督信息平臺,執法現場電子數據實時傳輸,電子記錄儀廣泛應用,執法電子文書自動生成,部門間執法信息互通共享。【詳細】

破解管理難題人性化執法

  中辦國辦先后出臺了城市管理、文化市場、農業、市場監管、交通運輸和生態環境保護六大領域綜合行政執法改革的指導意見,浙江省率先出臺《關于深化綜合行政執法改革的實施意見》,推進綜合監管。上海市出臺《市場輕微違法違規經營行為免罰清單》,明確對34項輕微違法違規經營行為免予行政處罰,為各類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新業態、創新型企業提供更加寬容的制度環境,讓企業感受到“有溫度的執法”。

  行政執法原則基本確立。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等已經成為各級行政機關遵循的基本準則。

  行政執法行為更加規范。行政執法規則不斷改進,檢查、立案、受理申請、調查取證、檢驗鑒定、聽證、法核、集體討論決定、送達、公開等崗位流程和責任基本健全,執法理念、執法紀律、行為操守得到貫徹,執法人員素質普遍提高。

  行政執法監督體系逐漸完善。監督范圍、監督主體、監督手段、責任追究基本明確,內部監督、外部監督形成合力,特別是復議監督、訴訟監督、社會監督有效糾正了違法行政執法行為,維護了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詳細】

70周年法治輝煌歷程·理論篇
張守文 | 回望70年:經濟法制度的沉浮變遷

  回望70年:經濟法制度的沉浮變遷

  【作者】張守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現代法學》2019年第4期

  內容提要:以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為界,可將新中國70年的發展歷程分為前30年和后40年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和集中統一經濟管理體制的推行,以及“經濟憲法”對計劃經濟的強調,經濟法制度日漸衰微、沉降,幾近于無。在后一階段,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和適度分權經濟管理體制的確立,以及“經濟憲法”對“計劃與市場”等重要關系的重新定位,經濟法制度日益強盛、浮升。經濟體制、經濟管理體制、“經濟憲法”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有直接影響,它們是導致經濟法制度變遷的三大因素。經濟法制度的興衰與沉浮、榮枯與有無、多少與強弱,與上述三大影響因素的變動具有內在一致性。歷史、系統地分析經濟法的制度變遷,尤其有助于經濟法的理論深化和制度完善,從而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法治的發展。

  關鍵詞:經濟法;制度變遷;經濟體制;經濟管理體制;經濟憲法

叢文勝:論我國國防法治建設七十年的創新發展

  論我國國防法治建設七十年的創新發展

  【作者】叢文勝(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敏(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法學雜志》2019年第7期

  內容提要:國防法治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涵蓋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各主要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我國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始終在國家法治的軌道上運行,走過了光輝歷程。初創時期奠定了國防法治建設發展的堅實基礎;改革開放推動了國防法治建設全面發展;黨的十八大開啟了國防法治建設的新時代。目前我國國防法治建設已經形成了黨領導國防法治建設、嚴格遵守國家憲法法律、構建較為完整的國防法治體系、提高軍隊戰斗力、依法保障軍人合法權益、發揮黨內法規在國防法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等基本特色。為了全面推進新時代國防法治建設創新發展,必須進一步加快完善國防法治體系、突出重點領域立法、推進軍民融合法治建設、清除腐敗和保持人民軍隊本色,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提供法治保障。

  關鍵詞:國防法治;70年;體系建設;創新發展

徐顯明:新中國人權道路的基本經驗和核心內容

  新中國人權道路的基本經驗和核心內容

  【作者】徐顯明(教育部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國家卓越法治人才培養計劃指導委員會主任)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4期

  總結中國七十年人權建設的成就,先要找到七十年前的起點。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的人權狀況是怎樣的?

  20世紀的1929年到1933年,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一場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人權運動。參戰者既有新文化的主將,也有共產黨人。這場運動的主要思想成果是產生了兩份論集,一份叫做《人權論集》,另一份叫做《中國道路》。盡管這場運動被后世評價為“只開花不結果”,但運動中諸位先賢對中國當時人權狀況的描繪與刻畫卻是精準恰當的。他們認為,舊中國的人權道路上有“五座大山”,或者說“五只攔路虎”,而這“五虎”直至新中國成立前仍在肆虐:

李凌云:新中國監察制度七十年的嬗變

  新中國監察制度七十年的嬗變

  【作者】李凌云(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西部法學評論》2019年第3期

  內容提要:監察制度在新中國走過了七十年的歷程,其中經歷了確立、調整、重建、深化及改革五個階段。以近期監察體制改革為分界,根據憲法上的地位標準,可將1949年至2017年的監察制度界定為政府系統內的行政監察范疇,而2017年以后的監察制度屬于自成系統的國家監察范疇。行政監察向國家監察的嬗變中呈現出四方面態勢:從分散到統一的制度體系,從同體監督向異體監督的職權轉型,從單一到全面的監察對象,從行政管理科學化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功能變革。新時代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需進一步明確發展方向:一是適應民主政治之下的權力監督模式;二是注重“后監察法時代”的法治建設;三是留意整合式監察在實踐中的融洽性。

  關鍵詞:監察制度;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監察委員會;新中國七十年

高一飛 陳戀:中國司法改革四十年變遷及其時代特征

  中國司法改革四十年變遷及其時代特征

  【作者】高一飛(西南政法大學訴訟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戀(西南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方向博士研究生)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東南法學》2019年第1期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四個階段的司法改革。一是恢復重建中的司法改革(1978—1997),這階段完成的主要司法改革內容有:進行機構恢復與重建、制定與實施基本法律、創設嚴打程序和下放死刑復核權、設立專門法院并對法院內部權力分設、改革經濟檢察機制并調整檢察權。二是第一輪司法改革(1997—2007),這輪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進行法官檢察官職業化建設、推進人民法院審判制度改革、全面推進檢察體制機制改革。三是第二輪司法改革(2007—2013),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改革法院內部權力運行模式、全面推行司法公開、拓寬監督渠道、規范司法行為。四是第三輪司法改革(2013—),主要內容是:推進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四項基礎性改革、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優化職權配置、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四十年司法改革的基本經驗是:司法改革要堅持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司法改革應當全面推進、應同步進行體制改革與機制改革。黨的十九大之前,我們已經完成了以四項基礎性改革為主要內容的“四梁八柱”式的改革。黨的十九大后,司法改革的方向是“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

  關鍵詞:改革開放;司法改革;體制改革;機制改革;綜合;配套改革

劉春田:跨越世紀的偉大覺醒——發現創造和知識產權

  跨越世紀的偉大覺醒——發現創造和知識產權

  【作者】劉春田(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知識產權》2019年第8期

  內容提要:中國近現代百余年的歷史,是一部民族覺醒和轉變觀念的歷史。重建私權和發現知識產權是跨越世紀的偉大覺醒。創造是不同于勞動的人類活動,是比勞動更為深刻的人的本質,是勞動的指南。發現創造是決定未來的偉大覺醒。在“新經濟”時代,與世界同行,是改革開放的升級版,是又一次偉大覺醒。

  關鍵詞:改革開放;“新經濟”時代;覺醒;創造;勞動;價值;知識產權

70周年法治輝煌歷程·各界聲音
曲青山:新中國砥礪奮進70年的歷史邏輯

  曲青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習近平同志指出,“70年砥礪奮進,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無論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這都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詩。”歷史,往往需要經過歲月的風雨才能看得更清楚。回顧這段歷史,把握新中國砥礪奮進的內在邏輯,能夠為黨和人民繼續前進提供強大精神動力。

  新中國70年最根本的成就

  70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最根本的成就是創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也是建立在我們黨長期奮斗基礎上的,是由我們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接力探索取得的。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創立鄧小平理論,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的嚴峻考驗面前,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據新的發展要求,形成了科學發展觀,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推進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成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審視國際國內新的形勢,通過總結實踐、展望未來,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對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新中國70年最顯著的特征

  70年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是新中國70年歷史中三個最耀眼、最顯著、最明晰的標識。

  新中國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站起來的起點和基本標志。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同時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初步滿足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為一個奇跡。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極大地發展了中國。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2009年,我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下中等收入國家和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2018年,我國經濟總量達90萬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折合約9900美元,在中等收入國家中位居前列。我國城鎮化率接近60%,高于中等收入國家52%的平均水平。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減少到2018年底的1660萬,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1.7%,同時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我國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取得豐碩成果,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外匯儲備穩居世界前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對世界的影響力日益增強。

  三個偉大飛躍是在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中發生的。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東方大國,在這樣一個國度里進行這樣的社會革命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帶領人民成功進行偉大社會革命,極大地激發和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為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

  回顧成績,也不能忘卻道路的坎坷。70年來,我們所走過的路是充滿荊棘、極不平坦的,我們經受了一系列重大風險和挑戰的考驗。這些風險和挑戰,有來自國內的,也有來自國外的;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有軍事的,也有意識形態的;有社會的,也有自然界的。新中國7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黨和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信邪、不怕壓,勠力同心、發憤圖強的歷史;就是一部黨和人民經歷磨難、經受考驗,大膽探索、敢于實踐,善于學習、勇于革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和人民改革創新、砥礪奮進,對外開放、走向世界,創造奇跡、鑄造輝煌的歷史。

  新中國70年歷史性變革的內在邏輯

  不忘本來,才能更好走向未來。我們今天回顧新中國的光榮歷史,必須把握70年歷史性變革蘊藏的內在邏輯,這就是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繁榮中國、強大中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它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團結的旗幟、奮斗的旗幟、勝利的旗幟。我們必須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四個自信”。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各項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性質決定了我們黨能夠擺脫以往一切政黨受階級利益束縛的歷史局限,做其他政黨不愿做、不想做、不能做也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光明磊落、襟懷坦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品格。也正因為如此,在黨和國家事業遭受挫折時,黨能夠迅速糾正錯誤、化險為夷、走出困境、開創新局面。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我們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詳細】

楊偉東: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續寫法治建設新篇章

  楊偉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和法律部副主任、教授。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1949年,中國人民奪取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華民族從此進入了發展進步的歷史新紀元。此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艱苦奮斗,戰勝各種艱難曲折和風險考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期間,我國法治建設與新中國的成立、發展一同成長,不斷發展,地位不斷提高,在推動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自1840年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后,中國人民日漸認識到,中國的落后究其實質在于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和落后,要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不只需要先進的技術,更在于要建立一套先進的制度。變法改制,便成為重振中華的重任。

  若從1895年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掀起變法維新運動開啟中國法治夢想算起,中國的法治建設已逾百年。百年間,中國法治躑躅前行。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把中國的法治之路推向了嶄新的歷史起點。從1949年建國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初創時期的法治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行和其后制定的有關法律,確立了我國法治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不過,新中國持續不斷的法治建設始于改革開放之后。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同時,高揚法治地位,開啟了新中國法治建設新征程,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時代的強音。

  經過70年的不懈努力和奮斗,我國法治建設取得輝煌成就。全面依法治國被確立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一環,奠定了全面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全局中的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法治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必經之路,成為社會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立法質量不斷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斷提高;全社會法治意識和法律素養日益提高;法治在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發展中的作用成效顯著。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要論斷。新時代是中華民族邁向強起來的時代,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這一時代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大發展的時代,而且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同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強國的時代。黨的十九大確立了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相對接的兩階段法治發展路線圖,明確提出到2035年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的宏偉目標。

  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終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也是新時代我們黨的重大使命。新時代是國家強大、人民富裕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人民的需要已不再是單一的物質需要,而包含著除物質方面之外多方面的需要,特別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我們要健全民主制度、拓寬民主渠道、豐富民主形式、完善法治保障,確保人民依法享有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民主權利。

  在新的一年里和新時代,我們需要抓住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法治建設向縱深發展,續寫法治建設更為華麗的新篇章!【詳細】

郭廣銀:新中國70年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探索的基本經驗

  郭廣銀,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東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研究院院長。

  7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為這片古老東方土地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中國的現代化也由此開啟了一段波瀾壯闊、氣勢恢宏的嶄新旅程。7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櫛風沐雨、篳路藍縷,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現代化歷程,造就了人類現代化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70年后的今天,中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攻堅階段,也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認真回顧70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系統總結飽含于其中的寶貴經驗,對于中國今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乃至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方法論根基: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辯證統一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準確揭示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基本規律。馬克思對現代化的理解,如社會化大生產的趨勢、資本主義模式的歷史進步性和內在矛盾性等,為我們科學理解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然而,馬克思關于現代化的許多具體結論,畢竟是基于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實踐得出來的,有其時代性和歷史性。因此,我們不能機械地、教條式地照搬照抄馬克思對現代化的一切看法,必須將馬克思主義關于現代化的基本思想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與中國的現實國情、歷史傳統、文明基因相結合,發展出適合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為了解決現代化發展中的種種問題,中國共產黨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斷深化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國國情、適合中國需要的現代化建設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

  縱觀70年,凡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就蒸蒸日上、節節升高;一旦脫離實際,犯下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就會遭受重大挫折。在這方面,我們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正是由于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和中國經濟的客觀狀況認識不足,我們黨才犯了“左”傾冒進的錯誤,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遭受重大損失。而“文革”結束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因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進而走上改革開放這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康莊大道,才能解除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探索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制度,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也才能因此一日千里,破浪前行。可見,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辯證統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中國現代化建設70年留給我們的最強大的制勝法寶。

  目標指向:堅持物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辯證統一

  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僅是物的現代化,更是人的現代化。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盡管極大改善了人們的物質條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見物不見人”的消極狀況,使人們在更深程度上受制于“物”。馬克思曾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描述過未來社會的樣子,他認為社會主義應當是一種“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因此,在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物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必須辯證統一、協調發展。如果缺乏物的現代化作為支撐,那么人的現代化也不過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如果只重視物的現代化層面,就會出現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種種問題,而且人的現代化如果跟不上,就會成為持續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巨大障礙。由于在起步時嚴重落后于西方,因此70年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成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等器物層面的現代化,但人的現代化也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主題和任務,而且這一任務的重要性隨著現代化事業的推進愈益凸顯。

  70年中國現代化建設之路告訴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當前在繼續推進物的現代化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人的現代化問題。要確保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全體中國人民的現代化創造更好的物質前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為人的政治現代化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高度重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優秀人文精神教育,積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廣泛借鑒國外優秀文化,加快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切實提升人的道德文化素養;大力發展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為人的現代化提供資源保證,同時以美麗中國建設為人的現代化提供可持續的發展空間。持續深入推進物的現代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動和實現人的現代化,是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崇高使命。

  制度保證:堅持基本制度不動搖和制度創新的辯證統一

  制度因素是現代化發展的關鍵因素。縱觀人類現代化進程,成功的現代化無一不是以一套穩定成熟、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打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在70年現代化探索和建設歷程中不斷形成、發展和完善起來的,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顯著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闊步前進的根本制度保障。正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在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制度,才確保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動搖,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不改變,也才確保了中國現代化建設擁有一個穩定有序、充滿活力的制度環境。一個好的制度體系除了具有穩定性之外,還需要擁有自我調適、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我們黨在堅持基本制度不動搖的同時,又不斷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創新,從而使我們的制度更好地適應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需要,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優勢。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和推廣,極大提升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戶籍、土地、財稅、國企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使中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步入了快車道,成為現代化快速發展最強有力的催化劑。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力補充和豐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正在一步步變得更加成熟和定型。事實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黨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協商民主、集中力量辦大事、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以及有效維護國家獨立自主等一系列獨特優勢,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來說,這套制度是成功且有效的。對此,我們要有堅定的制度自信。

  基本內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辯證統一

  70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了一個真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列寧指出過,“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對于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來說,搞經濟建設、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是現代化的中心任務,如果偏離這個任務,就會錯失現代化建設的良好機遇,甚至帶來重大損失和挫折。但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僅是經濟現代化,而是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防等各方面各領域在內的全面的現代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中心環節,而非全部。回顧歷史可以發現,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內涵的理解是動態和變化的,隨著時代變遷以及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為了更好應對現代化建設中不斷出現的各種問題,我們黨不斷完善和優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極好地處理了經濟現代化和其他方面現代化建設之間的關系。相較而言,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失敗,與其過于偏重經濟和軍事的現代化建設,而忽視了現代化的全面性、系統性是分不開的。

  黨的十九大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美好宏偉的愿景在更深層次、更高水準上拓展和提升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清晰指明了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生產力高度發展、政治清明、文化繁榮、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綜合性、系統性的現代化。當前,必須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系統把握、整體推進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現代化的進程。

  動力支撐:堅持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辯證統一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趕超的性質。這種趕超型的現代化有別于西方原發式的現代化,需要強有力的社會動力系統,才能在最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集聚發展資源,實現彎道超車。而改革開放正是我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實現跨越和趕超的最強大動力、最關鍵一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不是一成不變,也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通過改革破除不適應甚至制約現代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積極主動不斷融入世界發展大潮之中,抓住最新的科技與產業革命的先機,并從我國和世界其他各國的互動中尋獲動力資源。

  70年現代化歷程給予我們許多彌足珍貴的經驗,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的現代化要實現趕超和跨越式的發展,就必須始終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也就是說,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形勢在變、任務在變、工作要求也在變,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為了更好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國先是以經濟領域的改革為突破口,通過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盤活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接著又以經濟改革的成功為契機,全面有序、不斷深化推進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的改革,從而推動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取得全面發展。與此同時,我們從以建立經濟特區為開端,有步驟、有秩序地開放沿海和內陸城市,到今天不斷拓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建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有力拓展了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大刀闊斧的對內改革和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特別是為我們成功實現“并聯式”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70年來特別是近40多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詳細】

人民日報評:在傳承與創新中開啟輝煌未來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在喜迎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撫今追昔,我們更加感到這一重大政治論斷具有豐富而深刻的歷史內涵。我們所處的新時代,既是新中國歷史的延續,又自強日新。我們要發憤圖強,在歷史的接續奮斗中不斷書寫時代進步的華章。

  盛大的基業

  每一個偉大時代都建立在堅實的歷史基礎上。我們的新時代是新中國歷史的總結與升華,是傳承數十年積淀而成的盛大基業,集大成而開新局。

  新時代是新中國歷史道路的延伸和發展。方向決定前途,道路決定命運。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標志著新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但也要認識到,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們必須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接續奮斗、奮發有為,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現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

  新時代建立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探索形成的制度基礎上,具有堅實的制度保障。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國家,沒有一套相對完備的制度體系,什么事情也辦不成。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和實踐,新中國基本建成并不斷完善適合自身國情的制度體系,它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方面面,立足中國實際,體現人民意志,是當代中國行穩致遠的基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

  新時代建立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成就的基礎上,具有強大的物質和文化支撐。新中國的歷史,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艱苦奮斗、改天換地的歷史。建基于新中國前30年艱苦卓絕的探索,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抉擇,我們創造了人類經濟增長史上罕見的中國速度,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生活水平從解決溫飽到實現總體小康,正在邁向全面小康;教育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國民素質普遍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6年,人民群眾文化素質的提高為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偉大的發展

  新時代延續著歷史,更創造著歷史。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迎難而上、不懈奮斗,在傳承與創新中壯大著新中國的宏基偉業。

  明確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基于對歷史的深刻總結、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科學判斷,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進行深刻論述,強調指出: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簡言之,我們的新時代,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是中國夢的本質。

  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更加突出。習近平同志強調,“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新時代的中國,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不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者,也是受益者。以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民生保障為例,我國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黨的十八大以來,連續6年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300萬人以上;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實踐反復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群眾利益的忠實捍衛者。

  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新時代是改革創新的時代,是各項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時代。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例,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多的情況下,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90萬億元,比上年增加7萬多億元,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30%。不僅如此,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不斷提高、結構更加合理,生態環境不斷改善,老百姓從發展中得到了更多實惠。科技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扎實推進等,也進一步增強了我國綜合國力。

  為世界謀大同不斷取得新進展。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同志就指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張,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熱烈歡迎,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國際影響。“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詳細】

新華社評:法治中國——70年中國面貌變遷述評

  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必然要走向法治化。

  新中國70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探索出一條符合國情、適應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時至今日,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都以法治為框架、由法治來貫徹、用法治作保障。

  奉法者強,則國強。

  神州大地上,法治中國宏偉畫卷徐徐鋪開。這是人類法治文明歷史上當之無愧的壯舉,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實保障。

  艱辛探索,開辟法治中國正確道路

  初秋時節,北京市西城區金井胡同一處幽靜的院落內,曾經的主人——清代法學界沈家本的半身像靜靜矗立,注視著前來參觀的人們。

  一百多年前,沈家本主導修律運動、力圖強國,卻因國力孱弱、列強肆虐,隨著清朝覆滅無疾而終。

  回望70年崢嶸,一條鮮明的主線清晰可見:探索和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道路決定命運,旗幟錨定方向——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積極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抓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初步奠定社會主義法治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依法治國成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成為黨史上首次專門研究法治建設的中央全會;2018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工作全面啟動,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委員會主任……我們黨從前所未有的高度謀劃法治,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踐行法治,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和落實。

  平出于公,堅守法治中國不泯初心

  上世紀九十年代,18歲的內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犯故意殺人罪、流氓罪并執行死刑。18年后,該案終獲再審,呼格吉勒圖被改判無罪。

  2019年7月30日,曾經自認“呼格案”真兇的罪犯趙志紅被依法執行死刑。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復核中,對趙志紅21起犯罪事實中包括“呼格案”在內的4起,由于證據不足不予確認。

  糾正冤錯案件,靠的不是“真兇再現”或“亡者歸來”。疑罪從無、證據裁判等現代刑事司法原則落到實處,正義終將不再“遲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回首來路,司法進步的足跡清晰可見——

  1979年,中國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誕生,刑事審判從此有法可依。1996年,刑事訴訟法首次作出修改,“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終于在法律上得到落實。

  “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這一廣大司法辦案人員曾經的座右銘,開始逐漸被更公正的司法理念、更完備的人權司法保障所取代。

  2013年,延續半個多世紀的勞教制度正式廢除;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舉措;2018年,檢察機關對不構成犯罪或證據不足的決定不批捕16萬余人、不起訴3萬余人,人民法院依法宣告517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302名自訴案件被告人無罪……

  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政法領域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遠超以往,影響深遠——

  一場員額制改革,全國法官、檢察官“重新洗牌”。司法責任制改革全面推開,12萬多名法官、9萬多名檢察官遴選入額,“誰辦案誰負責”成為廣泛共識,有效提升司法質效。

  人民法院“刀刃向內”消滅“立案難”、攻堅“執行難”,最高人民檢察院機構“重塑性”變革帶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等職能并行的法律監督總體布局,公安機關執法規范化建設不斷提升執法公信力,公共法律服務開始惠及千家萬戶……

  無法外之人,無法上之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正義更加可觸可感——

  1992年,一部《秋菊打官司》走紅熒幕,折射老百姓“民告官”的不易。

  2014年,行政訴訟法迎來制定25年后的首次大修,破解“告官不見官”等一系列行政訴訟難題。2016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行政案件超過20萬件,其中以判決方式結案的一審案件中,行政機關敗訴率超過三成。【詳細】

光明日報評:70年偉大成就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都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不管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一初心使命,義無反顧、矢志不渝向著這個目標前進。新中國成立的70年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守初心使命的70年,從獨立自主探索建設社會主義到改革開放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到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社會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跡,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開啟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復興新征程。

  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建設,讓中國社會真正全方位站起來

  1949年9月3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后,毛澤東同志向全世界鄭重宣布:“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歷史“換了人間”,從此開啟了新紀元。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時的“站起來”主要是政治上的“站起來”,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講,“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守初心,擔使命,讓中國社會在各個方面都真正“站起來”,中國共產黨還必須繼續“趕考”。

  全方位站起來,制度保障是最根本的保障,制度建設是最基礎的建設。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了“一化三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全方位站起來,國民經濟一定要盡快發展起來。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經濟十分落后。毛澤東同志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所以,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以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開始了大規模的投資建設,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經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的努力奮斗,經過五個“五年計劃”的接續發展,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拖拉機等,更是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把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因為物質基礎薄弱、經濟發展不獨立導致的被動狀態徹底拋到了身后。

  人民幸福、民族復興,沒有強大的國防是難以想象的。盡管我國經濟極端困難,中國共產黨還是帶領中國人民克服種種困難獨立研制“兩彈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嘹亮的《東方紅》樂曲在浩瀚的太空奏響。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當時的國際環境迫使中國要用大量財力物力維護國家安全,盡管全國人民需要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但是人民群眾的生活仍然有了質的改善。全國農民人均消費水平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基本醫療覆蓋了全國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中國共產黨人正是以這樣的歷史自覺踐行著初心和使命,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進行改革開放偉大革命,讓中國人民擺脫貧困富起來

  進入20世紀70年代末,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改變,和平與發展越來越凸顯為時代主題。全面站起來的中國社會開始了邁向富起來的歷史新征程。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守初心擔使命就是要合乎時代潮流、順應人民意愿,勇于改革開放,讓黨和人民事業始終充滿奮勇前進的強大動力。在鄧小平同志大力倡導和全力推進下,中國社會開始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

  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走向富起來就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著名論斷。黨的十五大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自己的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必須抓住一切機遇加快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決不能有絲毫動搖”。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明確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判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中國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期。

  快速發展造就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79億元,到2017年增長到82.7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5%,遠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像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以和平的發展方式保持40年不起伏不間斷的高速增長,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我們看一些標志性的事件: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外匯儲備國;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20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位……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守初心擔使命結出的豐碩成果。

  中國共產黨人還認識到,走向富起來要解放思想,遵循發展規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群眾的富裕不可能齊步走。所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后帶動其他人、其他地區共同富裕。從1979年開始,占我國人口80%的農村地區逐步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民群眾發展致富的熱情被極大地激發出來,生產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使越來越多的人和地區走上富裕之路。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一些先行改革的試點企業和城市也在改革開放政策激發下,快馬加鞭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欣欣向榮的大好發展態勢。我們再看一些標志性的事件:1995年國民生產總值提前實現了“翻兩番”目標,199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前實現了“翻兩番”目標,2002年在總體進入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06年起全面取消農業稅……所有這些都是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的堅實物質基礎。

  作為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最鮮明的旗幟,改革開放讓中國社會的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臺階,整個國家的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臺階,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臺階,中國社會迎來了從追趕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飛躍。這就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堅守初心使命交出的亮麗答卷。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讓中華民族以昂揚姿態強起來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這一歷史方位既為中國共產黨人守初心擔使命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的首要任務。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在當代中國現實社會實踐活動中的集中體現。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首先是補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如果到2020年我們在總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標,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更加嚴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實現了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201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已減少至1660萬人,這些貧困群體也將在明年全部脫貧,所在貧困縣全部摘帽。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不僅致力于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更注重考慮更長遠時期的發展要求,致力于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建成高質量的小康社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更為牢靠的基礎。【詳細】

人民網:“70年70問”:為什么新中國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

  “70年70問”:為什么新中國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

  “追求男女平等的事業是偉大的。縱觀歷史,沒有婦女解放和進步,就沒有人類解放和進步。”

  “中國將更加積極貫徹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發揮婦女‘半邊天’作用,支持婦女建功立業、實現人生理想和夢想。”

  這些擲地有聲的話語,出自2015年9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球婦女峰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可以發現,黨和政府利用法律手段保護婦女權益、推動男女平等的偉大創舉,在1950年便已肇始。

結束語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開創了社會主義法治新紀元,建成并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深入人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越走越寬廣。要團結激勵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繼承和發揚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優良傳統,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深化法學研究和理論創新,為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新貢獻、譜寫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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